樽式炉  樽是流行于汉代的盛酒器，有盆形和筒形两大类，质地有青铜器、釉陶器、漆器等，本文所讨论的樽为筒形樽。宋代仿古陶瓷中，仿樽的器物为樽式炉，其形制特点为：筒形身、三足，筒形身一般饰有弦纹。

 

　　宋代生产有樽式炉的窑系有：传世汝窑(图选自李辉柄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7 宋(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清凉寺窑、定窑(图选自《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 宋·上)、传世官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龙泉窑(图选自《龙泉窑青瓷》)。

 

 

　　簋式炉  簋是用于盛黍稷的青铜盛食器，朱凤瀚对簋的类型学分类标准是簋腹部的形制(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而宋代仿古陶瓷中仿照簋的为簋式炉，其形制特点为：鼓腹、双半环耳，圆圈足。

 

　　宋代生产有簋式炉陶瓷器物的窑系有：定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

 

 

　　贯耳瓶  壶是流行于西周至汉代的青铜酒器，有多种形制，其中一种在颈部两侧有上下贯通的双耳。在宋代的此类器物中，口较窄小的常被称为“瓶”，口腹均较大的常被称为“壶”，壶与瓶在此暂不做区分，而以贯耳特征来考察。

 

　　宋代生产有贯耳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文化企画部《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朝日新闻社，1998)。

 

 

　　琮式瓶  琮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玉石器，形制特点为外方内圆、管状。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具有不同的形制特点。

 

　　宋代的陶瓷琮式瓶的形制特征与玉石琮一致，呈外方内圆、管状。但是宋代琮式瓶的来源，学界仍未有定论，谢明良对宋代琮式瓶的形制有细致的分类，并考证了在宋代对于“琮”的概念，从而得出宋人概念中的“琮”与当今考古学界的“琮”全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宋代陶瓷琮式瓶的形制来源，目前尚无法得出有力的结论(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

 

　　宋代生产有琮式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

 

觚  觚是流行于殷商时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觚的形制特点为：喇叭形口、直把、喇叭形足，把与足上通常饰有四道突起的锯齿状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觚的窑系有：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

 

 

尊  尊是流行于商代前期偏晚至西周中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尊的形制特点为：圆筒形，敞口，口颈外侧有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尊器物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关于尊的问题涉及对尊的定义，宋代古器物学中尊彝一般用做礼器的总称。在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中，有部分定为“尊”的器物，其究竟是否为“尊”很难下定论，如清凉寺窑考古发掘中定为“尊”的器物，与同出的定为“杯”的器物相近，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纹饰

 

　　宋代仿古陶瓷中，以造型模仿为主，但也有以模印、釉下刻划花、贴塑等装饰手法表现仿古纹饰。

 

　　该类仿古纹饰通常包括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主题类纹饰如动物纹等(图选自《中国中原に华ひらいた名窑－耀州窑展图录》)。

 

从复古到玩古——以宫廷用瓷为例

 

　　在五代至北宋初，古器物学尚处在摸索的发轫时期，其对宋代陶瓷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仅仅体现在佛教场所，尚未蔚然成风。但是，正如陈芳妹所论述的，这种在极少数时空范畴内所体现出来的古器物学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官方的赞助(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虽然这反映了官方中已有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迹象，但这种赞助是对外的。那么，在古器物学成熟的北宋中期以后，官方的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对内活动是如何的呢？

 

　　北宋中期以后，古器物学就不仅仅作为士大夫心追三代、目标在于“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刘敞《公是集》，第三六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〇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的学术活动了，在学术性活动以及朝廷有意将此种学术活动用于服务政治活动(学界所公认的情况是，宋代朝廷凭藉古器物学的学术活动，导向具有政治意涵的一些制礼作乐活动，以求再现三代，体现宋代朝廷在政治上的正统性)之外，古器物学在其它的方面应该还有影响。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风气在社会不同层面广为流传，在学术之外，更有其玩古的趣味所在，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宫廷用瓷中。

 

　　宋代宫廷用瓷制度，以及宋代宫廷用瓷好尚，学界已多有讨论，蔡玫芬曾论证北宋宫廷用瓷崇尚金银器、玻璃器风格，相对应的就是北宋宫廷对定窑、汝窑瓷器的需求(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97)。而类似的观点，则是认为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出土的仿古瓷器即是文献记载的南宋朝廷改造的陶瓷礼器。学界关于南宋陶瓷类祭器的讨论，已有一定成果，目前比较一致同意郊坛下窑、老虎洞窑所生产的青釉瓷器并非作为祭器，而是作为宫廷日用瓷器。那么，由其专供宫廷使用的性质，可以推断其用途是南宋宫廷的日用瓷器。可见，古器物学的影响除了在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之外，还带来了玩古的趣味，在宫廷日常生活中，釉色纯净、具有三代风格的仿古陶瓷成为了常见的装饰。

 

　　仿古的来源

 

　　仿古陶瓷是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产物，必然受到古器物学发展程度的制约。虽然古器物学成熟之后，有其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但是，毕竟囿于时代的局限，在宋代的古器物学发展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在今日看来明显不足的地方。宋人对于三代古物的认知程度，是否会体现在仿古陶瓷上呢？通过对宋代古器物学著作与考古实物的考察，可以有所获知。本节以鬲和觚为例试做探讨。

 

　　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常见形制特点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三角形突脊。根据朱凤瀚对于青铜鬲的类型学分类，可以发现，宋代陶瓷鬲式炉与青铜鬲中的联档鬲A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14页，“口沿较宽而外折，短直束颈，三足上多有扉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器形上最为接近，尤其是在足肩部多有突起扉棱这点上十分符合。根据朱凤瀚对青铜鬲的分期，联档鬲A型的年代主要为西周中晚期，其类型学特征正与宋代鬲式炉相近，因此，可以推论宋代陶瓷鬲式炉的青铜形制来源于联裆鬲A型。

 

　　关于宋代陶瓷觚，值得考察的是朱凤瀚关于宋人对觚的定名的论述，宋人对觚的定名有两点依据，“《考古图》卷五收录有卢江李氏所藏觚，考释引李氏云此器容量可容二爵，与《礼图》所谓二升曰觚(出《韩诗外传》)相合。此是定名为觚的理由之一。再者，此器腹、足均有四棱，棱亦称觚，故《论语》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是理由之二”(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在今天看来，宋人的依据显然是不足的，但是，这恰从侧面反映出宋人“觚”的概念，其特征之一即是带有出脊的“棱”。

 

　　那么陶瓷鬲式炉与觚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出脊”的特征，其形制来源于何处？觚的出脊来源于宋人对“觚”的认识与定义，但是鬲式炉的出脊则难以找到来源。吕大临《考古图》所收认定为鬲的器物中亦有不少并非鬲的器物，而《重修宣和博古图》所收鬲则与今日学界所定义的鬲较为相近，即具有三袋状足。在《重修宣和博古图》中，则还收有具有出脊特征的鬲。可见，对于鬲是否必须具有出脊的特征，宋人古器物学著作中也无法给出确定的标准。

 

　　而对于考古实物的考察，则很容易发现，不同窑系的同一种类仿古器物，往往存在差异，且各窑系形成自身的特征。

 

　　由此可见，其一，宋人著作中对不同种类青铜器的特征，尚存在模糊的界定，说明宋人对于青铜器的认识尚未有成熟的分类标准；其二，以考古实物分析，不同窑场的同类仿古陶瓷存在差异，说明仿古过程中也存在差异。

 

　　模仿则涉及样本的问题，在宋人对青铜器分类标准模糊的情况下，即使有青铜器实物、画稿，也可能产生仿古陶瓷与青铜器实物的差异；而在以其它途径进行仿古时，各窑系由于官方背景的不同、地域的差异、窑系装饰特色等原因，同类仿古器物更会产生差异。因此，仿古的来源即仿古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仿古基础上的“创新”

 

　　在复古风气之下，宋人往往将复古融入同时代的其它工艺美术风格中。因此，在宋代陶瓷器物中，经常有一些器物，其整体是由许多不同形制来源共同构成的，而其中往往会有仿古的存在。例如，有的以造型为仿古，但以流行的刻花、划花技法装饰以流行的花卉纹；有的造型为当时流行的各种器形，而在局部或以刻划花技法饰以仿古纹饰，或以堆塑技法饰以兽面纹铺首、双耳等；此类器物可谓是宋人对古器物学的一种“创新”。

 

　　以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定窑白瓷铺首龙耳方壶为例，该器“取样于铜方壶的造型，长方口型，长颈，肩以下方棱较不明显，腹部略呈梨形，圈足圆形。颈部两侧为模印的龙形半环耳，肩部正背面各有一铺首衔环的印花贴饰；印模极工致。器壁满布划花装饰：口缘回纹一周；颈部一兽面开光、几何纹一周，腹部为数茎并蒂荷花与荷叶，花实如生，叶片风翻，十分生动。腹下部近足处为双层莲瓣纹”(《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从该器物的描述即可看出，其整体造型似乎是模仿汉代的青铜钫壶，口沿四方，可是腹部又过渡为梨形，又于颈部装饰双龙耳，堆塑兽面铺首，器身又通体以划花技法装饰花卉纹。可见该器的装饰是集流行形制与仿古形制于一体的，甚至可以说，仿青铜形制正是流行形制之一，并被宋人巧妙地与其它形制结合，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

 

　　可见，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潮流，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仿造，甚而出现取材于三代古物，将其器形、纹饰灵活运用于不同的器物之上，这正可谓宋人的古器物学在宋代陶瓷器物上的“创新”之举了。而此后元明清的玩古、复古趣味，也都肇始于宋代的复古。

 

　　宋代仿古陶瓷是宋代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一个产物，在这种背景，陶瓷装饰新增了仿古风格，并在北宋晚期以后蔚然成风，成为宋代陶瓷装饰的一种重要手法，并且影响深远。而以该领域的发展进度来看，对于此类仿古陶瓷的认定已无争论，但是此类仿古陶瓷的纪年材料、品种差异、地域分布、使用人群、仿古过程等问题都还有待解决，有待以更细致的整理工作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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