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这条记载，作者把“龙泉窑”之釉色与越窑比较，并明确指出“近临安亦自烧之”，这便指的是南宋宫廷在临安设置的南宋官窑。根据这条文献，有理由认为越窑、龙泉窑、临安窑的逻辑关系是：越窑艾色秘色瓷在先，龙泉粉青章氏窑在后，临安南宋官窑最后。具体地说，越窑艾色秘色瓷在唐中晚期，龙泉粉青章氏窑应在五代时期至北宋，临安窑烧制在南宋初。由此推断，龙泉烧造黑胎粉青釉青瓷应早于杭州（宋时称临安）的南宋官窑，因而可以得出宋“哥窑”在先，南宋官窑在后的推论。

    清代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载：“陶器以青为贵，五彩次之——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以粉青为上，哥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这里提到“千峰翠色”源于唐代诗人陆龟蒙（？―881）咏越窑青瓷的诗《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最早提出了“秘色”概念。《秘色越器》诗具体作于何时尚待考证，但迟至881年秘色瓷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应该是既成事实了。

    南宋晚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基本身也饱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形制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 贡器”。此时的龙泉青瓷和制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釉色追求一种青碧玉般的情调和效果。梅子青、粉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龙泉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16世纪晚期，龙泉青瓷进入欧洲人视野时，找不到恰当词汇来描述青瓷纯美釉色的巴黎人想到了当时风靡欧洲的名剧“牧羊女亚斯泰来” 中的男主角雪拉同（celadon）的美丽青袍。

    “雪拉同”于是成了龙泉青瓷的法文名。而来自遥远东方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龙泉青瓷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艺术珍品，许多贵族对它的喜爱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

    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龙泉青瓷得以恢复和研发，生产出许多新品种，如梅子青、粉青、豆青、哥弟结合、青瓷釉里红、青瓷手绘、青瓷青花等等，尤其是“冰裂纹”的研发成功，几乎使龙泉青瓷史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