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龙泉青瓷宋、元时期风格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它与宋、元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直接相关。龙泉青瓷从胎体纤巧、釉色纯净的宋代风格，转变成体型厚重、纹饰繁复的元代风格，从表象上看是青瓷烧制材质及生产工艺改进之结果，但实质却是宋代儒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变迁成元代游牧文化、通俗文化等深层次原因所造就的。

【关键词】龙泉青瓷；士大夫文化；游牧文化；风格变迁

 

引 言

    龙泉窑历史悠久，窑场众多，技术高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名窑。它始烧于西晋，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后迅速发展，盛况空前。南宋时以梅子青釉、粉青釉为代表的龙泉青瓷闻名海内外，远销亚非欧三大洲。进入元代，龙泉青瓷继续发展，但在造型和装饰上相比于南宋时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究其原因，实质上是宋、元社会文化引起的风格变迁。

1 宋代社会文化影响下的龙泉青瓷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政治上广开科举之门，最大限度地重用文人；经济上推行以“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指导思想，实施了一系列兴业利民措施；文化上大兴文教，造纸业、印刷业迅速发展；军事上实行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战略，积弊重重，边防不振。可以说，宋代崇文抑武、重内轻外的国策，不仅影响了宋人的个性特征、文学与书画艺术风格，还对龙泉青瓷等工艺美术的审美特征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1.1 宋代龙泉青瓷的审美文化

    在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就被赋予一种神秘的宗教意味。自儒学诞生之日起，玉就以儒家学说为依托，成为个人修身立德的象征，也成了文人的审美标准。《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管子·水地》篇中说：“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刘向《说苑·杂言》篇中说：“玉有六美，君子贵之。”宗白华先生亦说：“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学。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1]。儒学在经历汉代繁荣期后，到宋代又迎来了一发展高峰，宋代科举制度的彻底实行，学校和书院的广泛建立，使得宋代儒学空前活跃，独步天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玉器被宋代社会各阶层所喜爱，从而兴起了一股赏玉之风。龙泉青瓷虽不是玉，却将玉器质地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这种“极绚烂，又极平淡”的美之典范。宋代龙泉青瓷追求粉青、梅子青这种纯色之美，正迎合了宋人对玉文化的崇拜，其实质和根源便是儒家的这种“玉德”思想和玉文化观念，是儒家重德精神的体现[2]。

    宋代文化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宋朝国力衰弱，屡失国土，士大夫们迷惘困惑，忧患重重，而此时既能安抚心灵，又能调剂生活情趣的禅宗思想便逐渐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

    在禅宗思想影响下，宋人开始崇尚自然、空灵、疏淡这一新的审美境界。如苏轼在《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技二首》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他在《超然台记》中提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苏轼还说“我书意造本无法”[3]，艺术创作要不求形似，不媚俗于人。他认为只要有韵味、有内涵，诗文书画、山石花草，“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

    苏轼审美观是宋代文人审美思想的代表，他认为凡物皆要讲究悠远疏淡的“意境”与神韵自然的内在精神。宋代龙泉青瓷创烧出温润婉约、通透清新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宁静、悠闲、舒适的心理感受，既与禅家“空灵”的境界相契合，又适应了文人普遍性的、含蓄优雅的审美需求。中国美院教授陈淞贤说：“龙泉青瓷是一门“禅”的艺术，它的审美移情，并不完全依赖于视觉，而更多地依靠心觉，甚至是听觉、触觉，它主要是通过“心悟”进入审美境界，因此，它排斥一切有损于成色的人为加工[4]。”的确，宋代许多龙泉青瓷素面无纹，蕴藉隽永，深具禅意，大受士大夫们的喜爱与推崇，被誉为“青瓷之花”。

1.2 宋代龙泉青瓷烧制技术及其艺术特色

    北宋覆灭后，全国政治中心南移，北方汝、定名窑为金统治者所侵占，南方越窑、婺州窑和瓯窑又相继衰落，于是大量的窑工匠师南迁汇聚于龙泉窑[5]。随着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综合南北烧制技艺，对其传统烧制方法进行了革新与改进，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亦不断扩大。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革新，主要体现在坯料与釉料的改变。在南宋以前，龙泉青瓷都用一种瓷石原料做坯，因氧化硅含量较高，所以生产的瓷器胎壁厚重。到了南宋中期，窑工们在坯料中添加了紫金土。因紫金土含有较高的氧化铝和氧化铁，铝含量的增加提高了胎的抗弯强度，降低了高温中的变形率[6]。坯料的改变，使龙泉青瓷烧造出精致端巧、坚硬细薄及多变的器形成为可能。

    此外，龙泉青瓷在南宋以前和其他青瓷窑场一样，采用石灰釉，其特点是高温黏度比较小，釉层较薄，一般在0.5mm 以下，且在高温烧成时易于流釉。因此，这类瓷釉透明度高，但观者往往会有一种一览无余的感觉，缺乏一种赏不尽的韵味。至南宋时，龙泉窑工们对釉料的配方进行创造性的变革，将以前的石灰釉改用石灰碱釉，即在釉料中掺入适量的草木灰。随着石灰碱釉高温黏度的提高，釉不易流淌，器表就能挂釉，进而可以多次施釉，烧成的青瓷不仅青翠纯正，而且“釉汁莹润如堆脂”，使瓷器呈现出富有玉之质感及色泽。此外，草木灰中含有钾、铁、磷等多种元素，“釉因铁的含量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釉色”[7]，从而使瓷器烧出最佳的釉面效果成为可能。其粉青色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原理，形成柔和、含蓄、雾光状的光泽，使人感觉有异常丰富的意蕴。

    南宋龙泉青瓷除了薄胎厚釉这一显著特征以外，在造型和纹饰上也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时期的青瓷器型大多倾向于精美简练，端巧大方，而且新品迭出。诸如盘、碗、壶、瓶，茶具、文具等无所不具，可谓丰富多彩。在纹饰方面，或浮雕出一朵优雅大方的莲瓣纹，或刻划出几条简洁流畅的弦线，或利用器形边缘线自然却规整的出筋效果，达到清丽典雅的韵味。可以说，其装饰工艺既符合薄胎厚釉的要求，又能表现出纹饰与器型的玲珑精巧之美。然而，南宋龙泉青瓷为达到实用与美观的和谐统一，更多器物都是单纯以釉色和造型取胜，不施纹饰，色泽柔和滋润，宛如美玉，表现出梅子青、粉青的典型艺术风格，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陶瓷美学意境。

    总之，南宋龙泉青瓷的烧成，凝结了匠师们的无穷智慧和辛劳，其瓷器无论在釉色、造型、纹饰等方面都达到了美轮美奂的高度，代表了龙泉青瓷的最高艺术水平，在我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陶瓷史专家冯先铭为此感叹道：“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8]。”

2 元代社会文化影响下的龙泉青瓷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封建王朝。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和勇猛的精神，不仅统一了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还将其控制范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使得欧亚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加广泛。在广袤的疆域里，各民族部落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性、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他们互相影响，又独成体系，从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元代文化。其中游牧文化、市俗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龙泉青瓷的造型和纹饰影响最为深刻，以致元代龙泉青瓷出现了富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审美风格。

2.1 元代龙泉青瓷审美文化

    蒙古人入主中原并吞江南后，推行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及废除科举制度等措施，压抑了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汉文化受到蒙古游牧文化的强烈冲击，导致儒家文化失去了独尊地位。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游牧民族不为固定的积累所约束，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居所予积累，所以他们不为物质积累所羁绊，从而显得自由、洒脱和奔放。……故而，那求新求阔的生存现实观，就形成和拓展了游牧民族的欲望特性、洒脱行为[9]。”相对于中原大地的农耕民族温和、敏感、细致的个性特点，蒙古族就显现了那种强悍、不羁、粗犷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深深地影响了元代陶瓷的发展。元代瓷器，包括釉陶作品，都有共同的时代特点，造型显得特别雄伟浑厚，就如龙泉青瓷，胎体厚重、气魄宏大的产品就很多，“大花瓶、供瓶高近3 尺，大瓷盘直径2 尺多[10]”，可谓是典型的元代瓷器风格。

    随着元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蒙古人、色目人等对文化有了新的需求。他们希望了解中原传统文化，但对传统文化玄秘深奥感到望而生畏，易于理解的俗文化便渐渐兴起，造成了市井文化的兴盛。又因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及废除科举等政策，使中国原有的已经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被完全打破，儒家文化也就失去了独尊地位。从此，讲究疏淡典雅的传统审美思想逐渐被通俗化、大众化的审美趣味所代替，文学、艺术风格亦由此改变。正如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元代俗文学语言浅显，抒情直率，它面向的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大众。为迎合平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元代陶瓷装饰风格相较于宋代有了显著的变化：“元代人更强调陶瓷装饰的华贵艳丽，精心刻意，使陶瓷装饰的审美趣味走向生活现实，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特点[11]。”同样，元代龙泉青瓷装饰亦完全颠覆了南宋极力追求釉色之美的烧制理念，出现了各种装饰工艺综合运用和纹饰繁复饱满这一显著特征。

    元朝的统治者南征北战，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处，也带回了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宽容并蓄的态度，因而除汉地原有宗教外，其他宗教亦均有所发展，其中伊斯兰教达到发展高峰，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迅速增加，伊斯兰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占据着元代文化的一角。龙泉窑作为当时的主要窑地，为适应这种文化需求，生产了许多“大碗、大盘、高足杯和小罐等元代新产品，它们的出现和大量生产是为了满足蒙古族和近东等伊斯兰的需要[6]。”

2.2 元代龙泉青瓷烧制技术及其艺术特色

    为推动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元代统治者采取了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为龙泉青瓷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在元代社会政治趋于稳定后，由于内需外销的迅速增长，龙泉瓷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新的瓷窑大量出现。随着龙泉窑生产规模的扩大，其烧窑技术亦得到不断改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胎土配方有所改变，紫金土用量减少，胎中的含铁量显著降低，钾钠含量有所增加，以适应烧制大件器物防止变形的需要；二是釉层减薄，普遍采用刻、划、印、镂等装饰手法来美化青瓷[6]。于是，烧造出了带有时代特征的龙泉青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造型上以古朴厚重、形制硕大为主要特征。元代统治者在长期的战争与游牧生活中，形成了粗犷、强悍的英雄气概和豪饮大吃的饮食习惯。为了迎合当时的统治者的审美习惯，龙泉青瓷一改南宋时的华丽精巧，变得高大粗壮、威武雄壮，以期达到蒙古民族豪迈性格的需求。

    第二，器表纹饰丰富、题材广泛。元代市俗文化的兴盛，使得人们不再崇拜典雅含蓄、温婉内敛的士大夫文化，而更多地倾向于下里巴人、平民化的生活风格。所以，各种动植物的纹饰，人物形象，故事题材频频出现在青瓷上。此外，还大量出现了诸如“金玉满堂”、“福如东海”、“为善最乐”等吉语文字装饰。

    第三，出现了带有蒙古和伊斯兰风格特征的青瓷。元朝统治者为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强令推行八思巴文，虽然在民间没有广泛流行，但在龙泉青瓷上却留下了历史印迹。龙泉窑作为当时主要窑场，生产了许多刻有八思巴文款铭这一类蒙古象征意味的青瓷。又因“伊斯兰地区的饮食习惯中，通常是将食品放在大盘中，众人围坐或席地而食[6]。”所以，元代龙泉青瓷大盘、大碗、高足碗的大量生产，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新时尚，同时也是受伊斯兰文化与席地而坐饮食习惯的影响。

    总之，相较于宋代，元代龙泉青瓷不管在造型还是装饰上都有了显著的改变，正如刘毅先生所言：“元朝是第一个以北方游牧民族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其观念习俗对中国特别是南方固有观念习俗的冲击显得更激烈。中国传统的陶瓷产品的主流恰在此时开始发生转变，正是根源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明，绝非巧合[12]。”

3 结 语

    综上所述，宋代龙泉青瓷受儒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及禅宗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婉约宁静、淡雅如玉的艺术风格；元代龙泉青瓷受游牧文化、市俗文化及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胎体厚重、纹饰繁复的艺术风格。它们从表象上看都是青瓷烧制材质及生产工艺改进之结果，但深层次分析却是宋元两代社会文化变迁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