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龙泉青瓷始烧于北宋。龙泉青瓷自创烧以后便迅速发展，产品遍及民间与宫廷。据林士民先生的统计，目前在考古遗址和馆藏瓷器中所见之龙泉窑纪年青瓷，年代相对较早的当为牛津大学所藏之碗，可早至北宋天圣年间，此外还有江苏潥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 元祐六年，1091 年) 出土之折扇纹碗，以及四川阆中陈安祖夫人墓( 崇宁四年，1105年) 出土之莲花纹盘等。其中北宋李彬夫妇墓之墓主李彬，为“赀积巨万”的地方富豪，与龙泉青瓷同出的随葬品也皆较为高档; 陈安祖为北宋三陈( 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 之后，陈氏家族在当时极为显赫，陈安祖夫人墓中所出之龙泉青瓷盘质量也应当较高。由此看来，北宋时期，龙泉青瓷即已出现于达官显贵之家，那么推测其此时已进入宫廷之中也不无可能。

    北宋时期，龙泉青瓷与宫廷的联系可见宋人庄寄裕《鸡肋编》中的记载: “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即早在宣和年间，宫廷便对龙泉青瓷“制样须索”，如果按照该文献所载，龙泉青瓷于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即进入宫廷。另外，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以及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有如下记载 ( 陶宗仪《说郛》卷十八收顾文荐《负暄杂录》“窑器”条) :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其中“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一句提及了龙泉青瓷，关于此，学者们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只是对北宋龙泉青瓷质量的一般描述，但笔者认为却不止于此。总览这则文献，其论述了当时宫廷用瓷的一些情况: “本朝”即宋，北宋朝廷所用瓷器有定窑、有汝窑，有河北唐、邓、耀州窑等地所产瓷器，“宣政”即政和和宣和年间，皆为宋徽宗年号，在此年间设置官窑。到了南宋又分别设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关于龙泉的描述在“定窑”、“汝窑”之后、宣政时设立之“官窑”以及“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之前，将龙泉青瓷与定窑、汝窑、修内司官窑以及郊坛下官窑等并列比较，这似乎可以说明北宋时期龙泉青瓷与定窑、汝窑以及其他窑口所产的瓷器一起被宫廷所用，同时，在宣政设立“官窑”之前，即最晚至“宣政”时，龙泉青瓷即已进入宫廷。若按照上述文献记载，北宋晚期( 宋徽宗宣和年间) ，龙泉青瓷开始出现于宫廷之中，但是这种说法缺少足够的考古证据。而在与金朝宫廷相关的遗址中，同样也没有发现龙泉青瓷的踪迹。

    至于南宋，在几个与宫廷相关的遗址中均出土有龙泉青瓷。近现代以来，陆续对南宋临安城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若干与南宋宫廷有关的遗址，其中在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以及南宋太庙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龙泉青瓷。根据《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发掘报告，在恭圣仁烈皇后遗址的地层共有4 层，其中有一水池遗迹叠压在第④层下，根据报告，“水池内堆积的形成年代应在南宋末年或元初，而其底部大多遗物的毁弃年代则早于水池内建筑废弃物堆积的形成年代”。水池中出土的龙泉青瓷多以刻划纹为饰，纹饰多见于碗、盘内壁，外壁的莲瓣纹，大多瓣幅较宽、瓣脊略凸; 圈足器大多足底刮釉露胎，呈灰红色或铁黑色，其中一件束口碗( SC∶ 90) ， “器形与史绳祖墓出土的龙泉青瓷束口碗相近，但外壁刻划纹饰为莲瓣纹和篦划纹的组合，莲瓣瓣面修长，瓣脊不明显，应为南宋中期作品”。根据《南宋太庙遗址》发掘报告，该遗址共分4 层，其中第④层中出土的瓷器数量不多，多具南宋时代特征，出土的龙泉青瓷产品有莲瓣盘和器盖等，辨其年代为南宋后期产品。由此可见，至迟在南宋中期，龙泉青瓷已经进入宫廷。

    综上，若要将龙泉青瓷开始进入宫廷的时间提前至北宋宣和时期，需要做较为大胆的推测，根据俞永炳的研究，在宋辽金时期，龙泉青瓷主要散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即使其在宣和时期已经出现于宫廷视野之中，其数量也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龙泉青瓷进入宫廷的时间至迟在南宋中期，但是也不排除北宋晚期龙泉青瓷即已为宫廷服务的可能。

    二、龙泉青瓷在中国古代宫廷中之格局变迁

    中国古代宫廷瓷器的来源多样，越窑、定窑、汝窑、宋官窑、龙泉窑、磁州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窑等窑场的产品都曾服务于宫廷，随着朝代的更迭，各个窑场瓷器产品的质量也有所起伏，在不同的阶段，各瓷器品种在宫廷中的地位不尽相同。龙泉青瓷作为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青瓷品种，其在宫廷中的格局变迁颇为值得探讨。

    (一) 北宋以降，瓷器在宫廷中的地位

    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二“挑菜”条中记载: “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柸、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锭、翠色段帛、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罚则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用此以资戏笑。王宫贵邸亦多效之。”从这则文献中可以分析得知，在当时的宫廷中，以珍珠、玉器和金器等为上赏，而瓷中珍品官窑、定器与银器、段帛等并列为次赏。元代统治者亦不以瓷器为珍，正如施静菲所论: “以相关文献和大都出土品为中心，我们看到，在权利集中的大汗宫殿中，以蒙古人为首的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员偏好使用贵重、珍贵的材质( 金、银、珍贵玉石、漆器等) 来作饮食器皿和其他用品，瓷器相对来说，似乎得不到蒙元宫廷的特别青睐。” “大都出土少数品质相对较高的瓷器，像龙泉青瓷、青白瓷、枢府形瓷和青花瓷则作为其他珍贵器皿的补充，较为粗制的磁州窑系作品则大部分作为储藏器和杂器。”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列传第五十五“何荣祖”条记载也印证了以上观点: “荣祖身至大官而僦地以居，饮食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当皇后听闻身居要职的何荣祖以青瓷杯饮水喝酒时，立即赏赐他“上尊”及金、钞等，以彰显其清廉，由此瓷器之地位不高可见一斑。明代亦是如此，如《明会典》卷五十九《礼部十六》“房屋器用等第·诸司职掌”载: “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 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 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磁漆木器，并不许用硃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纹; 庶民酒器用锡，盏用银，余磁漆。”可见瓷与漆并列，而居于金、银等器之后。清代同样如此，《圣武记》中载: “及(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 班禅入觐，朝廷之所赐赍，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蒙所供养，其徒拥之归者，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楠檀、革幡、磁茗、彩帛、珍瑰不可胜计。”从中可见，瓷器在诸类赐物之中居于末席，如同前面数朝一样，居于玉器、金银器等之后。能说明此问题的文献甚多，兹不赘述。

    ( 二) 不同历史时期，龙泉青瓷在宫廷瓷器中之格局变迁

    在与历代宫廷相关的考古遗址中，出土有龙泉青瓷以及其他窑口的瓷器，通过龙泉青瓷在这些瓷器中所占之比重，结合文献记载，或可窥见其在宫廷中之地位变迁情况。正如前文提及，龙泉青瓷是否出现于北宋宫廷中并无定论，即使存在也并不为所珍，因此以下将从南宋时期开始分析。

    在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第④层下水池遗迹当中发现的瓷器品种除了龙泉窑青瓷器外，还有南宋官窑瓷器、汝窑瓷器、高丽青瓷器、定窑白瓷器、景德镇窑仿定白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器和磁州窑白瓷器等，经笔者统计，所占比重最大的为定窑白瓷，占总量的64. 81%，其次为龙泉窑青瓷，占总量的20.07%，再次为南宋官窑瓷器，占总量的11.03%，然后是景德镇窑青白瓷和仿定窑白瓷，占总量的1.6%。在青瓷品种当中，占比重最大的为龙泉青瓷，占总量的60.90%，其次为南宋官窑瓷器，占总量的33.46%。在南宋太庙遗址第④层出土的南宋时期瓷器品种有龙泉窑青瓷器、景德镇窑瓷器和定窑瓷器等，其中龙泉窑瓷器所占比重最大，占总量的80.70%，其次为定窑瓷器，占总量的13.43%，再次为景德镇窑瓷器，占总量的10.45%。除了以上遗址外，根据沈琼华女士介绍，在绍兴六陵所出土瓷器中，包括有龙泉青瓷、金华铁店类钧釉瓷、建窑黑盏、青白瓷、南方仿定白瓷等品种，主要以龙泉青瓷为主［21］。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在南宋宫廷所用瓷器当中，龙泉青瓷占有相当的比重，与定窑、南宋官窑一起，成为当时宫廷用瓷的主要品种，即在白瓷当中，以定窑居多，在青瓷当中，则以龙泉青瓷居多。

    元代情况有所改变。元代尚白，据《元史·祭祀一》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最后一句即是说，元人喜欢白色的祭器。此外，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载: “年终大汗举行之庆节时: ‘是日依俗大汗及其一切臣民皆衣白袍，至使男女老少衣皆白色，改其似以白衣为吉服，所以元旦服之，俾此新年全年获福。……臣民互相馈赠白色之物，互相抱吻，大事庆祝，俾使全年纳福。’”［22］可见在元朝，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以白色为

尊［23］。正因为如此，元朝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 就建立浮梁瓷局烧造瓷器［24］以供官府与宫廷，初期以青白瓷为主，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至大德九年(1305年)年始烧造白釉瓷(枢府瓷)［25］。也就是说，在瓷器的使用上，元代统治者偏好青白釉、卵白釉瓷器，而龙泉瓷相对不为其所重。从考古发掘资料中也可见这一点。在元代皇宫遗址中出土了若干瓷器，其中包括景德镇湖田窑( 即枢府窑) 的青花瓷器、青白瓷器、龙泉窑的青瓷、钧窑瓷器和磁州窑瓷器。根据李知宴先生的统计，龙泉青瓷仅占7.4%［26]，可见在当时宫廷中龙泉青瓷所占比例很小。但是尽管如此，在哈拉和林古城遗址［27］、阿里麻里古城遗址［28］以及元上都皇城遗址［29］这些与元代宫廷相关的遗址中均有龙泉青瓷出土，尤其是在阿里麻里古城遗址，出土的龙泉青瓷有花口双凤印纹大碗、云龙纹大碗、海浪舞龙大盘、花口葵纹盘和莲瓣纹盘。元代对龙纹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元史·舆服一·服色等第》记载:“仁宗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于后。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元典章》卷二十九记载: “延祐二年( 1315) 二月，钦奉圣旨，谕内外百官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朕临宝御，励志俭勤，思与普天同臻至治。……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 原注: 龙谓五爪二角者)。’”[30］因此发掘者推测阿里麻里古城遗址中的这批龙泉青瓷很可能是元廷给西域诸王的赐物［31］。另外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中，有多件龙纹器物，包括在西加里曼丹、菲律宾以及印尼中国城遗址出土的龙纹罐，在苏门答腊地区出土的龙戏珠纹盆、贴塑龙纹的大盘以及模印龙纹的小罐等［32］。这些龙纹龙泉青瓷，极有可能为元代皇室赏赐给东南亚诸国的礼物。龙泉精品瓷器代表当时的宫廷对外赏赐，亦说明其在元代宫廷中的地位并非无足轻重。

    龙泉青瓷在明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明洪武二十六年至宣德年间，第二阶段为正统年间至成化元年，第三阶段为成化年间直至明末。

    在第一阶段，龙泉青瓷的地位较之元代迅速提升，地位几与景德镇窑厂相类。《大明会典》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 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33］从这则文献可知，龙泉与景德镇并列被定为供给宫廷瓷器的两处窑场之一，黄卫文先生在《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研究》中提到，根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的原始记录，古董房中存放的多件明龙泉窑青瓷大盘与旧藏景德镇洪武官窑青花、釉里红大盘放在同一木架上，咸福宫、寿康宫两处库房内的龙泉大盘则与青花把莲盘等多件宣德青花大盘存放在一起，这些龙泉瓷器与景德镇瓷器工艺特征接近，且都基本未见使用痕迹，这说明二者应是在同一时期在两处窑场生产，且其进入宫廷的时间也比较接近［34］，这也说明在宫廷中，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瓷几乎同等重要。另外，2006 年至2007 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大量龙泉青瓷，其中洪武、永乐地层中出土的龙泉青瓷经研究为明代官器［35］，其器形可与部分清宫旧藏龙泉青瓷传世品相对应，其部分纹饰与同时期景德镇窑场为宫廷所产瓷器的纹饰相同，这说明了两地窑场在当时接受宫廷颁布的同等瓷样进行生产，也同样说明了两处窑场供给宫廷的产品在地位上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在第二阶段，龙泉青瓷虽仍有产品供给宫廷，但是已经量少势微。根据黄卫文先生的分析，清宫旧藏明龙泉青瓷制作的具体时间，大致在明初洪武年间至天顺末年，其中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主［36］。也就是说，宣德之后，自正统年间开始，宫廷中所藏之龙泉青瓷数量已不多，但是依然存在，另有考古发掘资料为证: 2008 年9月，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河下地区在开挖河道的工程中，发现了一处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共出土龙泉窑青釉瓷片21.8吨［37］，堆积坑中龙泉瓷片的年代为元代至明成化初年，部分为官器残件。在第三阶段，龙泉青瓷几乎断供于宫廷。《明宪宗实录》记载: “成化元年大赦天下……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38］明英宗去世，宪宗成化皇帝大赦天下，因此停饶州、处州之烧造，也就是自从这道诏书之后，相关文献中再未见龙泉青瓷供给宫廷的记载，考古发掘资料中也未见此后与宫廷相关的龙泉青瓷出土。

    及至清代，龙泉青瓷进入宫廷，多以“古器”身份由地方官员等进奉给皇帝，以供赏玩，如清乾隆年间在吐鲁番( 元哈密力辖地) 出土了一件龙泉窑青瓷盘，被西征的官员进贡至皇宫，乾隆皇帝特作诗、序记其事［39］。

    三、龙泉青瓷断供于宫廷的原因

    根据前文分析，明天顺八年( 成化元年) 之后，龙泉青瓷断供于宫廷，而景德镇窑场则成为供给整个明代乃至清代宫廷用瓷的不二选择。龙泉与景德镇两地窑场，明初被统治者几乎同等看重，但为什么后来境遇截然不同?

    南宋在都城临安就近设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明代亦有此计划，前文提及《大明会典》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 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即洪武皇帝诏令计算烧造瓷器所用之人工成本，如果所需数量很大，就在南京设置窑场，如果数量不多，则在饶州和处州两处窑场烧造。而根据后来的文献记载以及相关考古出土资料来看，明代的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京城附近设立窑场的想法并没有实现。从当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选择饶州是因为景德镇窑场烧瓷历史悠久，而且产品质量很高，早在北宋青白瓷等产品就已经出现在宫廷之中，此后其产品一直在宫廷用瓷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到了元代，青白瓷、枢府瓷以及青花瓷器更是成为了宫廷用瓷的主流。不仅如此，元代在饶州还设立了浮梁瓷局，自此之后，景德镇窑场的发展愈发迅速，其供给宫廷的产品质量亦愈发成熟。明代朝廷烧造瓷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元代的制度，因此明初定饶州为贡御窑场之一，并在此设立了御窑厂。由于元末战乱，饶州所受冲击很大［40］，其窑场的生产能力在洪武年间尚未恢复，而龙泉地区所受战乱之影响较景德镇要小得多［41］，再加上龙泉窑烧瓷历史悠久，产品质量较高，而且离都城南京距离较近，运输方便，因此当时的洪武皇帝除了饶州外还选择处州为宫廷烧造瓷器。

    但应当注意的是，龙泉与景德镇两处窑场虽然地位貌似平等，但是又有不同，景德镇设立的是御器厂， “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42］，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龙泉窑场可能只是民窑窑户承担了制瓷贡御的任务。甚至可以理解为，在明初的宫廷用瓷体系中，龙泉窑场只是景德镇御器厂的补充，在景德镇生产能力尚未恢复，御器厂建构尚未完善之际，龙泉窑场担起了大量生产贡御瓷器的重任。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建立时间，根据王光尧先生的统计，共有四种说法: “洪武二年说”、“洪武末年说”、“洪武三十五年说”以及“宣德初年说”［43］。不管说法如何，最迟至宣德朝时，景德镇御器厂的生产能力已经基本稳定，亦有文献为证: 《大明会典·工部十四》载， “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送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44］。动辄可供给四十余万件瓷器，由此可见当时御器厂的生产能力之强，从另一个侧面也就说明龙泉窑场对于宫廷的作用已不再至关重要，梳理《明实录》可见，《实录》中频频提及有诏令命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瓷器以贡御，而涉及龙泉窑场者寥寥亦可说明问题。统治者对于处州的关注不再是瓷器生产，而是“银课”，关于此屡有文献记载［45］。

    再者，青瓷不善于表现统治者所欣赏之纹饰。明朝在瓷器的纹饰上赋予较多的意义，统治者喜好龙凤纹、莲纹、八宝纹以及人物纹等［46］，至于素面无纹的瓷器，则很少能够引起统治者的兴趣。结合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的明初官窑龙泉瓷器以及两岸故宫所藏的明龙泉青瓷可知，表现纹饰实非青瓷之所长。明初龙泉青瓷与景德镇青花等瓷器产品所用瓷样相同，皆来自宫廷，但是就呈现效果而言，景德镇产品远胜于龙泉青瓷，因此青瓷也就逐渐不为统治者所喜，根据嘉靖《江西省大志》“御供”条所载，从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其中青瓷屈指可数，仅有“二十二年青碗二千，青盘一千，青碟二千，青靶钟一千，青磁茶钟二千，青酒盏一万……二十三年，天青色一百六十桌，翠青色一百六十桌……二十六年，纯青素酒盏三千，纯青碟一万四千…… 三十四年， 豆青磁素缸三十”［47］。这也就说明了青瓷在明代统治者心目中日渐凋零的地位，因而，龙泉青瓷从宫廷用瓷中消失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始于正统十二年的以叶宗留等人为首的处州乡民叛乱使得龙泉窑场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明史纪事本末》载“处州多银矿……英宗正统七年十二月，丽水盗陈善恭、庆元盗叶宗留合众盗福建宝峰场银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十二年春二月，叶宗留聚众盗掘少阳坑。”［48］自此之后，处州地区叛乱不断，一直到成化年间，朝廷依然为这一问题所困扰， 《明实录英宗实录》中于成化五年、七年以及九年等均有关于处州叛乱的记载［49］。正因为此，龙泉窑瓷器质量的急剧下降， 《龙泉县志》载:龙泉青瓷“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50］。而相对地，景德镇仿龙泉的产品的质量却在不断提高。景德镇早在元代便已开始仿烧龙泉窑产品［51］，到了明代，景德镇仿龙泉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甚至被藩王以及高官用来随葬［52］，龙泉窑产品质量下降，而景德镇仿龙泉产品质量颇为精致，此消彼长，再加上景德镇窑本来即是明代御器厂，因此龙泉窑在明代成化以后被宫廷抛弃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四、小结

    在中国古代宫廷中，宋代以降，瓷器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总体来说是居于金银、玉器、青铜等之后的，无论是宋元还是明清，概莫如是。这其实不难理解，玉器、青铜器等自出现以来便被赋予了很多特殊的内涵，玉器最早被作为人类沟通于上天之灵器，有通灵辟邪之效，青铜器被作为权力以及地位的象征，所谓“九鼎”意味着王权至上，天下归一，而金银器作为贵重金属，当然亦在“上品”之列，以上这些在统治者心目中，可能不唯宋代以后，即使追溯到宋代以前，也是非常重要。而瓷器并非一来就光芒四射，汉代真正的瓷器出现时，其品质难称精致，后来质量日渐提高，在整个宫廷器用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瓷器种类繁多，单论龙泉青瓷，自宋代进入宫廷，而在成化元年止，细究其在宫廷用瓷中的格局，有起有伏，基本上居于相对重要之地位，具体来说，南宋龙泉青瓷在宫廷瓷器中举足轻重，到了元代，主要由于统治者的好尚等原因，龙泉青瓷的重要性陡然下降，明代宣德以前，龙泉青瓷被统治者视为几乎与景德镇窑同等重要( 或者仅次于景德镇窑) ，此后逐渐衰落，直至成化元年被宫廷所弃。而其在宫廷中的用途也相当广泛，被用作祭器、日用器、陈设器、赏玩器、赏赐器以及随葬器等等。另外，龙泉窑产品中较为特殊的一类———黑胎青瓷值得引起注意，龙泉黑胎青瓷与南宋郊坛下以及修内司官窑产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联系，辨清龙泉黑胎青瓷的产品性质及其生产时间等问题，都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龙泉青瓷与宫廷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