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故宫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等单位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韩国、日本的80多位学者，在对浙江德清火烧山和亭子桥原始瓷窑址考古发掘的报告和标本进行研究过后，对陶瓷之源的问题做出了全新的诠释。

    专家们认为：德清县具有悠久的制瓷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原始瓷器诞生地及中心产地，至战国时期原始瓷烧造达到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火烧山和亭子桥原始瓷窑址正是这段辉煌历史的重要见证。

    火烧山窑址地层丰富，持续时间长，可以建立自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更详细的年代序列，充分证明了以德清所在地的东苕溪流域在中国瓷器起源研究中的特色重要地位，誉之为“瓷之源”可谓实至名归；火烧山、亭子桥窑址发掘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原始瓷龙窑遗迹及大量形式多样的窑具，对于探索中国早期青瓷的烧造技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丰富了对西周至战国时期窑业生产技术的认识。

    战国时期是原始瓷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以亭子桥窑址大量精美的仿青铜礼乐器的发现，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与同期的越国贵族大墓的同类随葬品比较可知，亭子桥窑址是一处为越国王室与上层贵族烧造高档用瓷的窑场，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瓷工艺水平；仿青铜的原始青瓷礼乐器随葬，是越国贵族墓葬的重要特征之一。江苏无锡鸿山发现的邱承墩特大型越国贵族墓中，出土了500余件仿青铜的原始青瓷礼器和140件原始青瓷乐器。亭子桥窑址所见产品器类，几乎囊括了这些年江浙地区大型越国贵族墓中已出土的各类原始青瓷礼乐器。亭子桥窑址周围，还有冯家山、长山等同样烧造礼器与乐器的窑址，说明这一带是集中烧造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区。江浙地区越国贵族墓葬中随葬原始瓷礼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必将对越文化的研究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亭子桥窑址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多数产品都显得烧成温度很高，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釉色泛青、泛绿，胎釉结合良好。会上有专家提出，根据亭子桥与鸿山越国大墓的发掘，这类质量上乘的产品可直接称为“青瓷”。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越窑在青瓷生产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时期越窑主要集中在上虞曹娥江西岸山间丘陵里，唐宋时集中在慈溪上林湖一带。

    其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了独自的窑系。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所谓窑系，是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的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所构成的体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经五代至北宋早期，龙泉窑已初具规模，大窑、金村、安福等地已发现当时窑址49处，仅大窑（琉田）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皆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呈淡淡的灰白色。该时期以烧制民间瓷为主，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杯征为贡品。与此同时，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沿大溪从南区向东区延伸，为龙泉青瓷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之北方汝窑、定窑遭战争破坏和越窑、婺窑、瓯窑相继衰落，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外贸，因之龙泉窑进入鼎盛阶段，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窑场达260多处，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窑场最多最密、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大窑村后有土名“官厂”地，民间传当时有“京官”住此监造青瓷。城东梧桐口村至武溪村有南宋窑址40余处。并且在当时，龙泉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这一时期，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其中哥窑就属于龙泉窑。

    元代是青瓷的风格与宋代有明显的变化，无论从釉色还是器型上看都与宋代青瓷有明显的区别。在元代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品品种增多，器型增大。从南朝鲜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此时龙泉青瓷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龙泉境内瓷窑发展到330多处，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还发现仿“哥窑”产品。从元大都窑址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大窑村）、源口、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纹饰中，有元代官府用文字“八思巴文”，文明除了大量的民窑外，已有部分官办或半官半窑场，烧制供奉朝廷器皿。

    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上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1436-1449）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龙泉青瓷在这一时期在陶瓷领域依旧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眼疾常发，视力骤降，以致长篇名著不敢危坐恭读。独苏公鹤鸣先生《龙泉青瓷》新著，得之便爱不忍释，必欲通读为快。盖仰先生之名望也！

    苏先生早已作为“龙泉青瓷老娘舅”驰名域内外。八年前，先生积毕生从事龙泉青瓷经营管理之经验及科学研究之成果，撰成十余万言《龙泉青瓷》一书而倍受人们赞许。尔后，先生出于酷爱青瓷、热爱家乡之强烈情感，决计再编写一部较之原版《龙泉青瓷》更为完美的新著，因而愈加为世人所关注。

    志士暮年，壮心不已。先生忘却自身年迈、体弱、腿残，栉风沐雨，四处奔波，再度搜集、考证龙泉青瓷资料，并为整理成文而日旰忘餐，矻矻穷年。其精神品格何其可敬可嘉！今先生巨著告成，作为后辈，岂能放过拜读求教之良机？

    通观全书，青瓷史料采摭颇富，收入“三亲”资料确切翔实，洋洋二十万言，蔚为大观，但又繁简得体、疏密有间，目列井然。从古代龙泉青瓷渊源沿革、历史地位，到现代龙泉青瓷之继承发展、改革创新及产、供、销等，无不一一涉及，脉络清晰，且图文并茂，堪称一部体例完备的龙泉青瓷志。其中收入的珍贵史料，古窑址之分布及发掘成果、古今龙泉青瓷工艺流程之概述，名人名作之简介，中外同行业之交流及学术交流诸项，则可供当今龙泉青瓷行家及爱好者考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大作又是一部人们了解、研究龙泉青瓷的实用工具书。

    全书有叙有论。叙事删繁补略，要言不冗；议论分析缜密，中心突出，颇得著文章法。先生尊重专家、学者研究龙泉青瓷之学术成果，却不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重调研、重事实，并以丰富而可信的“三亲”资料为依据，匡正了人云龙泉青瓷气脉曾几度中断之异说。其坚持唯物史观严谨治学之精神，实为难能可贵，令人叹服！

    苏公这部科学专著问世，为举世瞩目的龙泉青瓷又添了重彩！它对于促进龙泉青瓷更大发展、弘扬龙泉青瓷文化及推动龙泉“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旅游兴市”战略目标实现，必将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鹤鸣公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其新著行世前有幸先睹，甚感快慰！掩卷之余，内心仍为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龙泉青瓷之无私奉献精神钦佩，感慨不已。?桎梓羼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