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始于西晋，窑火一直持续至清代，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烧制历史中积累了洋洋大观的器物品种。诸多器型或受其他窑口感染，或受时代好尚浸染，共性的品质特征自然难以抹杀，但这其中还有一类器物，比如五管瓶、龙虎瓶、双鱼盘等，却是龙泉窑独一无二的杰作，也最能反映龙泉窑自身的地域文化个性和风格。本文所述的牡丹瓶即是一例。

 

　　龙泉窑牡丹瓶流行于元明，以主题纹饰多为刻饰或贴饰缠枝牡丹而得名，也有贴饰缠枝菊纹或刻饰缠枝莲纹者，所以牡丹瓶之名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习惯上的泛称而已。而优美的长颈喇叭口亦使此类瓶获得另一个雅称：凤尾尊。它是元代龙泉窑新创的品种，高度多在五十公分以上，器型硕大，胎体厚重，器身由不同部件接合烧成。牡丹瓶传世数量颇多，形制大同小异，基本造型是一个三段式：上部是长颈喇叭口，通常饰以弦纹、蕉叶纹等辅纹，或贴饰与主题一致的折枝花卉纹；中间是圆鼓饱满的腹部，刻饰花叶并茂的缠枝牡丹，或是贴饰疏朗有致的缠枝牡丹、缠枝菊；腹以下弧收或束收，刻饰狭长莲瓣纹，元代时近足处多外撇，圈足挖底贴烧，至明代早中期则多挖底套烧，故近足处通常有接痕装饰成的凸棱。此种三段式造型或源自花觚、觚式瓶之类， 但就瓶式而言，早在北宋时期即有类似雏形的瓶形出现。

 

　　牡丹瓶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元大都遗址及1970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元代窖藏(现分别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1987年杭州市朝晖路元代窖藏(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等遗迹中均有发现。国内外诸多公私收藏中亦颇常见，如两岸故宫博物院、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和泉市久保物纪念美术馆等均收藏有制作精美，器型硕大的龙泉窑牡丹瓶。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牡丹瓶高达72公分，器型修长，口沿刻有铭款，可为此类大瓶的断代标准器，并为器物用途等相关考证提供了有力依据，铭文如下：“栝倉劍川流山萬安社居奉三寶弟子張進成燒造大花瓶壹雙 捨入覺林院大法堂佛前 永充供養祈福保安家門吉慶者 泰定四年丁卯歲仲秋吉日謹題。”括苍即今丽水，“剑川”乃龙泉旧名，泰定四年为公元1327年。据铭文内容可知，大瓶在当地作供奉寺庙之用，且成双定制。如内蒙古窖藏出土的龙泉青瓷大瓶即为一对，并与带“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款的钧窑香炉同出，“己酉年”是元至大二年即1309年。元代供养器流行大瓶一对加香炉的组合，如大维德至正十一年铭文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的铭文即明确提到大瓶一双和香炉的搭配。江西省抚州市元至正八年(1348)墓也曾出土景德镇窑仿制的此种龙泉青釉大瓶，这颇能说明元代龙泉窑青瓷大瓶当时的影响力与市场需求。

 

　　除了用作供养器，元代龙泉窑牡丹瓶应是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种之一。漂洋过海的牡丹瓶入乡随俗，通常被根据当地的审美习惯加以改头换面，比如口部被削去一截，然后包钤美丽的铜边、银边，有些底部也扣上金属，上下呼应，而截下来的那部分又做成了碗的喇叭形高足，这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的龙泉窑牡丹瓶中十分典型。通过多个个例统计还发现，外销牡丹瓶似以贴花装饰为多(包括颈部贴饰折枝牡丹)，而本土的供养器牡丹瓶则以刻花为多见。部分龙泉窑牡丹瓶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比如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龙泉窑牡丹瓶)，即颈部狭长莲瓣纹呈二重与单层间隔状，此或为当时外销订货的专门设计。

 

　　从文献及传世收藏情况来看，明代龙泉窑牡丹瓶的烧造量及其影响力较之元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明代牡丹瓶用作供养器更加流行普遍。此方面有多个实例，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就藏有“宣德七年(高44.2厘米)”和“景泰五年(高69厘米)”供养款的牡丹瓶。香港佳士得2012秋拍2286号拍品“明宣德七年龙泉青釉缠枝莲纹凤尾尊”，与大维德基金会 “宣德七年”牡丹瓶为成对制品，两瓶造型、纹饰、尺寸一致，颈部铭文内容相连，全文如下：“明宣德七年七月吉日造。天师府用。儿者元。家门青吉。人口平安者”。从铭文可知这对瓶子当初是献给“天师府”的供养器。与诸多同类器物相比，这一对牡丹瓶的造型有些特殊，颈部特别长，可能是为了方便刻字，这样铭文刚好刻排在一片蕉叶里，不用费心纹饰要怎么调整。大维德这只瓶口部削小过，可能进一步加工过。

 

　　“景泰伍年”牡丹瓶尺寸较大，腹部分上下两段分别刻饰缠枝牡丹和灵芝纹，牡丹呈阳文，灵芝呈阴文。颈部刻竖排铭文“景泰伍年福里鎮安社信人楊宗信喜捨恭入本寺供養□自身延壽者(高69厘米)”，上覆荷叶，下托莲座。此瓶可为明代中期牡丹瓶的典型。

 

　　另，德国纳高2005春拍0573号拍品“龙泉窑青釉刻字花纹观音尊(高50.7厘米，德国大收藏家Georg Weishaupt藏品)”，颇能代表明代晚期牡丹瓶的风格，此件亦为供养器，颈部刻铭文：“蓬堂信人周贵点出心喜捨青峯庵宝幷一对祈保眼目光明男周承教承德二人合家大小平安天启五年十月吉”。此与陈万里先生龙泉仿古记里所提到的牡丹大花瓶半字不差，可能为同一物或配对之物。陈万里先生还在书里(《瓷器与浙江》龙泉仿古记一，页65，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版)记述道：“从前这种花瓶香炉在寺庙里很多，后来晓得系值钱的东西，就有许多人偷了出来卖钱……”以上这几件带供养款的牡丹瓶无疑都是当时流失出去的。

 

　　明代的这类牡丹瓶除了供奉于寺庙外，另一种重要用途是插梅，并用于陈设空间较大的厅堂。腊梅和龙泉大瓶，曾是明代人所钟爱的搭配。明代的漆器上即能见到类似题材的图案。高濂(1573—1620)《遵生八笺》“论诸品窑器”中提到“(龙泉窑)立地插梅大瓶，诸窑所无”；又“瓶花三说·瓶花之宜”谓：“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瓶……高三四尺以上，投以硫磺五六钱，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高濂提到的龙泉大瓶即是尺寸高达六七十公分的牡丹瓶。“冬间插花，畏冰冻，瓶质厚者尚可，否则破裂”。南宋杨万里有首诗写插梅的小瓷瓶被冻裂，里面的水结成了冰瓶，连着梅枝都冻结在里面，题记曰“梅花数枝，篸两小瓷瓶。雪寒一夜，二瓶冻裂，剥出二水精瓶，梅花在焉，盖冰结而为此也。”龙泉大瓶的独到之处即在于胎质厚重，极耐磨用，不易茂篾，包括冰冻。明代牡丹瓶在形制上普遍比元时更大，胎体更为厚重，器身分多个部分拼合，尤其腹部分上下两段拼合为元代所无，有的上下段上小下大十分明显，看似小瓶套于大瓶。这些设计的改进除了方便成型，也更能经受热胀冷缩的考验，应都是出于实用目的而来的，并包括经验的积累。南宋时若有龙泉牡丹瓶问世，估计也不会有杨万里的那首诗了。

 

　　元明龙泉窑青瓷的市场价格一直徘徊不前，唯独明初龙泉窑官窑器在国内市场呈水涨船高之势，高者已达六七百万，低者一般也超过百万，而普通元明龙泉窑青瓷即使精品，也很少突破百万元大关。其实元明龙泉窑青瓷尤其如本文所述的牡丹瓶等大器，工艺高超，气势宏大，内涵丰富，尤其一些制作精美的作品其艺术水准不在一般的官窑器之下，其升值空间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