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钢
全国人大代表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景德镇陶瓷大学原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
人民艺术家，是为了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而颁授的国家荣誉称号。国家荣誉称号是授予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七位艺术大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分别是老舍（1951年）、常宝堃（1951年）、齐白石（1953年）、常香玉（2004年）、王蒙（2019年）、秦怡（2019年）、郭兰英（2019年）。在俄罗斯，“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是俄罗斯联邦在艺术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最高称号。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在1995年创办，并纳入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励制度。该荣誉称号被授予在绘画、雕塑、戏剧、影视艺术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为俄罗斯艺术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在美国，美国国家艺术勋章（National medal of Arts）是美国政府给与艺术家和艺术赞助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是由美国国会于1984年设立，设立这一终身成就奖项的目的在于表彰在建立和美国的艺术生产活动的个人的非凡成就。包括艺术教育，工艺，舞蹈，绘画，电影，文学，雕塑，戏剧等多个领域。诸如此类的“人民艺术家”在法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都已诞生。以上国家均在国家艺术的宏观层面，对具有极高艺术建树的伟大艺术家颁发了国家层面的称号，对于各个艺术门类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代表国家文化的最高层次和最高水准，是其能代表国家自豪地走出去，并与世界对话的硬核实力。这些国家层面认可的艺术家，是真正受到人民爱戴的艺术家，是能够用艺术为人民发声、用艺术为社会发声、用艺术为国家形象发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艺术家。他们是历史遗韵，是时代号角，是未来希冀。相形之下，我国现存的各类“大师”，是仅仅局限在行业范围内的、频繁评选颁布的、受评人数庞杂的“大师队伍”，对于某一类艺术行业的发展并没有极其突出的贡献和助力，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自己的作品之上。在国外，国家级人民艺术家的评选，间隔时间长，评选门槛高、入选人数精良。以日本的人民艺术家为例，坊间也称其为“人间国宝”，由此可见其在人民心中的伟岸形象以及重要意义。这些人民艺术家自受颁布荣誉之日起，就肩负起了培养新生力量、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国家文化形象、提升国家艺术话语权的重任。并且，同种工艺门类范围内，有且仅有一位人民艺术家，保证了其权威性和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关于文化艺术建设的重要指示方针，提出要健全文化艺术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大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伟大“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反映出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因此，必须要有具有时代层面、国家层面、行业权威层面的优秀作品，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传承使者，增强中华文化的历史优势、时代特色、未来成就，让世界知道多彩的中国。将来能够支撑一个大国、强国站立起来的，不是经济、也非政治、更不是军事，而是能够深入人心的文化事业。因此我建议，在我国推动开展人民艺术家评审工作，由国家层面来评选出在艺术领域的权威艺术家，突出我国民族文化与传统艺术在国家发展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引领我国艺术领域的发展。第二，提升我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影响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担当的历史责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种类差异之分。我国的艺术门类川不辞盈，如能将其历史成果注入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编写中华新故事，中华文化定能彪炳史册。人民艺术家的评选，就是能够传承历史遗韵、弘扬文化精神的重要使者，能够提升我国的艺术声誉，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权威性，并与国际文化更好地接轨与交流。第三，传承传统的艺术精神，使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人民艺术家，是我国艺术领域的重要精神遗产和财富，更是和世界对话重要的代表。当今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艺术家和艺术“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为此，应该深入挖掘新时代工匠精神，让人民艺术家更好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支撑点。第四，陶瓷艺术作为绵延中华文明千年历史的重要组成，在现当代的中华文明建设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重视陶瓷艺术在工艺美术门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陶艺创作来体现中国陶瓷艺术的百花齐放，体现中华文化旌旗蔽空的影响力，让中国的大国形象能够更加稳固地屹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也关注到了妇女拐卖问题。她建议，通过多种举措加大对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包括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同时，在打拐的技术上，她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张婧婧认为，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入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