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水墨诞生的痕迹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正如“化蛹成蝶”，“新水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了传统水墨的基础。与收藏购买当代艺术的人群相比，传统水墨艺术粉丝对于更容易接受“新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并且，与学术相比，市场在新水墨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也由此在一些观点中，认为是市场打造了“新水墨”也不无道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时期内“新水墨”的火爆就是依靠了市场的推动。而从某种角度看，“新水墨”的火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国内的艺术市场对于近现代水墨与“当代水墨”市场出现状况后的调整。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政坛进入了全面的重新洗牌期，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不仅打掉了众多的贪官，也严重影响了艺术品的送礼市场。原本在水墨艺术领域把控着主要地位的近现代的一些艺术家，以及当代一些官员艺术家或者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作品销售也受到了波及，他们的绘画不再是“刚需”。另一方面这些水墨艺术家的价格也普遍偏高，市场普及度也接近饱和。向范扬的作品市场价格达到18万一平尺，田黎明、何家英等人的作品更是二三十万一平尺，官员画家刘大为、王明明等人的作品也需要七八万一平尺，如此高的价格购买一幅绘画，就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另一方面，他们作品在市场中的数量也非常巨大，无论是在北京的琉璃厂、青州的画廊还是南京的古玩城里，在各家各店里，我们几乎都能发现这些艺术家作品的踪影。在丧失礼品市场的“刚需”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事实上已经严重饱和。另外相似度极高的画面，千篇一律也让人丧失了继续审美下去的兴趣。于是一些对于行情比较敏感的艺术经纪人与一些新进入行的年轻人开始将自己的经营方向转向了价格低廉的“新水墨”。当然，我们需要补充交代的是，中国水墨的大部分水墨收藏家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收藏家，他们很多时候也通过艺术品的流转获得财富，很多水墨藏家本身也是画廊老板或者艺术经纪人。总之，这些原本在传统水墨领域的人，在种种因素以及“新水墨”热的感召下开始将购买热情转移到了“新水墨”的代表艺术家中。也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新水墨”在2014年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2013年冬原本几千一平尺的艺术家，在2014年下半年时，价格已经上涨了三四倍。比如曾建勇的作品，从五六千人民币涨到三万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机构也纷纷跟进，更进一步刺激“新水墨”火热。

不过也正是这个过于火热的状态，导致新水墨的危机开始迅速产生。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艺术市场产生而崛起众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比如张晓刚、曾梵志等人，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价格都非常低。一直到了2003年，当西方的投机资本有意识地进行炒作后，才有了后来的所谓天价。但也正是因为长时间的低价状态与相对严格的学术体系建设，帮助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吸引了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以及高质量藏家、艺术机构、美术馆的收藏。

但新水墨的时间太短，很多艺术家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价格就上涨了10倍甚至20倍，一些30刚出头的80后艺术家作品都被操作到了10万一平尺，这事实上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因为过于浮躁的市场现象，导致了虽然价格很高，但很多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并不能与他的价格相配。位置高，但能力不够迟早是要摔下来的。并且快速增长的价格吸引过来的购买者，大多数都是抱着再卖的经营者，真正的藏家少而又少。而这些经营者大多数人的资金拥有量并不雄厚，他们大多数都是小本经营，需要很快速将作品变现以换得资金购买下一幅作品，“新水墨”吸引到的有质量的藏家还非常稀少。所以在一级市场火热的“新水墨”，遭遇到众多拍卖公司组织的秋拍专场后，无法找到有力地接盘者。

糟糕的成交记录也影响了这些跟风而来的购买者的信心，于是市场自然就转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