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龙泉，这是一个僻静的小山村，但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纷至沓来的各种古董商以及疯狂的盗挖者，打破了小山村应有的宁静。所有外来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为了找到传说中一种贵比黄金的宋代瓷器，它的名字叫哥瓷，产自文献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哥窑。然而，从元代以来，人们对哥窑就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没有人见过真正哥窑的模样。到了近史，考古学者也只是依据文献中的只言片语的描述，来到这个据说是宋代遗址的龙泉村，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神秘的哥瓷。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在龙泉，人们除了无望地停止了挖掘活动以外，对哥窑的认识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惊喜的进展，相反，随着对哥窑认识的一步步地深入，哥窑愈发显得错综复杂起来，而且产生了许多疑问，作为官窑的哥窑是否真的存在？被人们作为史据的文献是误传还是确有其事？哥窑到底在哪里？
宋代是我国古代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瓷窑有民窑和官窑之分。民窑生产的是老百姓用的瓷器，官窑则专门为宫廷皇室生产瓷器。官窑的生产完全由宫廷控制建立，生产工艺及设计严格保密。常常是生产一批只选几件作为贡品，其余全部打碎然后就地掩埋，而留在宫中的瓷器也要世代相传。因为生产极为保密，产品又极为稀少，不仅窑址不易发掘，而且瓷器价值也不菲。钧窑、官窑、哥窑、定窑、汝窑都是当时的官窑，现在我们称之为宋代五大名窑。现在，除了哥窑之外的几大窑址，已经在各种考古发现中浮出水面，并且，通过专家的考察和鉴定，也对出土窑址中的瓷器进行了专业判定。因此，宋代四大官窑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神秘，只有依然无法确定准确地址的哥窑，牵动着人们的心。而且，自从元代以来，真品哥窑已经越来越稀少，唯一能绝对确信是传世哥窑的瓷器已经只能在故宫博物院中找到。
宫里头的传世哥窑也非常少，我们现在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藏品，也都是过去皇宫里旧藏下来的，这个是占了现有哥窑的很大一部分。北京故宫的传世哥窑大概也就二十多件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就百八来件吧。这相对许多其他时期的瓷器来说，是非常稀少的。这是因为它产自官窑，它是非商品生产，它直接，也只为皇宫服务，它的造型和花纹都是皇宫里的设计，完全按照皇宫需要的样子进行生产。而且，它在民间是根本不能流传的，这些东西古人可是不敢开玩笑的，一律是保密的。历经朝代更迭，保存至今的宋代哥窑瓷器数量非常稀少，民间流传的哥窑更是难见一真。能够看到的哥窑都是因为战争、人为、内盗等原因由皇宫流入民间。在古瓷研究中，学者们习惯把各种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称为文献哥窑。它是为瓷器找到确切纪年的史料依据。李辉柄提到的故宫里被称为传世哥窑的瓷器，是发生在1932年的事情。当时故宫里的一位研究员在整理登记故宫瓷器的时候，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也没有任何宫中记录的瓷器。它浑身奇异的花纹，让研究员想起文献中描述过，但现实中一直未从出现过的哥窑。因为宫中的瓷器都是由官窑生产历代相传下来的，所以将它命名为“传世哥窑”。但是也就是这次命名，给后来的哥窑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寻找哥窑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学者陈万里先生就是一位热衷的探寻者。不过他原本的职业却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大夫。他过去做过北大的校医。他这个人兴趣很广的，他是在他的兴趣当中生活着的这么一个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陈万里是搞环境卫生的。他有一辆小吉普车，于是就在乡村里转，然后发现了很多瓷片。，特别是龙泉一带。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他看到许多名贵的中国瓷器都被外国人运到国外去了，他觉得很可惜。他想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对龙泉这个地方的瓷器就发生了兴趣。第一次见到陈万里是1952年，那时他经常去调查官窑，我就跟着他，当时我也很年轻，小孩也爱玩，到处去爬山。同时还有就是好好地伺候老先生，背上背着他的被子，有时候他骑着毛驴，我牵着他的毛驴。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差。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也没有旅馆。
这个哥弟窑的传说与当地流传的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的故事十分吻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说，龙泉青瓷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人，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各主一窑，就是各自烧造一个窑。哥窑烧的就叫哥窑，弟弟的窑也叫龙泉窑。至于这两个窑的区别，那就是龙泉窑，也就是弟弟窑是不开片的，青瓷，不开纹片的东西，而哥窑它是开纹片的，而且是黑胎。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人没有裂。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这技术还是相当高的。龙泉人烧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虽然当地人承认章家的哥窑，也有人一直在生产开片的瓷器，而“开片”的特殊工艺，正与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的特征相符，但是否定龙泉窑就是哥窑的声音依然存在。他们的理由是，宋代官窑的技艺是绝不流向民间的，而当地人的烧窑技艺都是家传下来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点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在宋代五大官窑的记载中，唯独没有哥窑记载的原因。哥窑会不会就是民窑性质的瓷窑呢？
陈万里在章家哥哥窑的窑址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章家哥哥窑后来被称为龙泉哥窑。在窑址中出土的标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的特征，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但是这些标本和宫中的传世哥窑又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如果说陈万里在龙泉为文献哥窑找到了出处的话，那么宫中的传世哥窑又是什么朝代什么人烧造出来的呢？它与哥窑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提出，照理说咱们国家的历史典籍是非常丰富的。历代对于皇帝的采买进贡，都有一些详细的记录。那么，能否在相关的文献中找到相应的记录呢？应该是有的。你比如说像青铜器和其他的一些物品，历代，特别是在乾隆时候，都有一个目录，但唯独瓷器没有。因为宫里对待瓷器，比起铜器、书画和其他宝物，就不那么太在意，因为这就算比较小的东西了。所以关于瓷器，宫里头有明确记载的很少。虽然陈万里解决了人们一直以来作为史料依据的文献哥窑的问题。但是人们对哥窑产生的疑惑并没有随着龙泉哥窑的发现而停止。另一个接踵而来的疑题是，既然文献中的哥窑、龙泉哥窑是民窑，而传世哥窑因为是宫中世代相传下来的，是官窑性质的瓷器，那么就要用考古的方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宫中的传世哥窑是什么朝代生产的，二是窑址在哪里。1956年，第一支国家考古队开始了解谜传世哥窑的调查工作。因为传世哥窑和龙泉哥窑的形状特征有相近之处，所以工作还是从龙泉展开。当时的考古队对龙泉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完整最细致的实地调查。很快他们就有了重大发现。在龙泉山的山脊上，他们发现了大规模的古代窑址的遗址。人们希望这会是宫中传世哥窑的出处。然而随着出土挖掘工作不断推进，当考古队员完全清晰地看到窑址的全貌时，却是又惊喜又失望。惊喜的是出土了三条大规模的宋代窑址，失望的是这三个窑址不仅是民窑，而且出土的标本也表明和传世哥窑完全无关。
我认为就是龙泉哥窑应当是文献中的哥窑。宫里头的不是在龙泉烧造的。因为龙泉没有发现。
现在对于宫里的传世哥窑，有人认为是不可靠的赝品，反正是持怀疑态度。因为，一个是窑址没有，第二个墓葬里没有出土。所以他就对这个进行怀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是从有纪年的墓出土的东西，是不能确定年代的。
就在人们对宫中的传世哥窑的身份议论纷纷的时候，从韩国传来了一条令人意外的消息。在韩国的海域中，他们打捞出了一条中国古代的沉船。是一条装载着中国古代瓷器的沉船，船上恰恰有一只装有哥窑特征瓷器的箱子。当中国的古瓷研究专家赶到打捞现场，对沉船做出年代断定时，他们发现这是一条元代的沉船，船上装载的瓷器也产于元代。难道传世哥窑真的是元代瓷器，而不是宋代官窑？
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它的造型比较大，我们宋代的瓷器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造型比较小。到元朝以后个体就比较大了。而且宫里对元代的瓷器收藏得比较少，因为它没有官窑。所以元朝的青花什么的都没有，宫里收藏元朝的瓷器几乎是等于零。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修内司官窑。我坚信不移，将来它的窑址一定在杭州附近发现。
修内司是在南宋时期的一个官署，是专门负责建筑、修缮的一个国家机构，一开始执行 部分烧瓦的任务，它所建立的烧窑点，后人就称之为修内司窑，文献中记载，它的地点在浙江凤凰山。
因为宋代官窑的生产，都是由宫廷完全控制建立的，所以有清楚的史料记载。其中明确的记录说，宋代有五大官窑。北宋有汝窑、钧窑、定窑。南宋有郊坛官窑和修内司窑。其中郊坛官窑今天被称为官窑。唯独没有哥窑的记载。而有记载的修内司窑又恰恰至今没有出处。后来发现了一处老虎洞窑，有人说这就是修内司窑。而我却十分肯定地否认了。
我主张它就不是，因为它的时代比较晚，它跟那个郊坛官窑是相似的，而郊坛官窑它确实是被学界认可的官窑，跟文献记载完全相符的。这一点是得到学术界认可的，是南宋后期的。那么现在又发现了一个老虎洞窑。老虎洞窑跟郊坛窑只有2.5公里的那么一个地方，实际上它是属于郊坛官窑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时代比较晚，烧造的东西也跟郊坛官窑的差不多。
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修内司官窑，我就不同意，因为它时代就相差很远。修内司官窑从文献记载来讲它属于南宋初期，先有修内司然后才有郊坛官窑。是这么一个关系。
传世哥窑是存在的，而且所有传世哥窑都应该是在修内司窑中造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传世哥窑窑址至今还没有出现的原因。
现在所谓的传世哥窑，将来一定要拿这个东西去找它的窑址，它采集的标本一定跟宫里头是一样的，才能把它定下来。如果发现了窑的话，那还有一个文献记载。文献的记载有修内司官窑，有郊坛官窑，郊坛官窑发现了，而修内司官窑还没有发现。
所以，宫里头收藏的传世哥窑和修内司官窑是联系起来的。而不能把传世哥窑和龙泉哥窑张冠李戴，要改过来，而且窑址发现了以后应取名为修内司官窑。
历经沧桑，神秘的哥窑仍旧留给我们一个未解的背影。或许所有的对哥窑的探究的乐趣，也正在于它谜一样的身形，而研究者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在探寻历史真相过程中的经验，才是留给后人的真正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