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的“正聪青瓷研究所”，是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大师毛正聪的名字命名的，它坐落于龙泉青瓷宝剑园区内，两层楼建筑，里面有毛大师作品的展示厅、工作室，也有拉坯、修坯、上釉、烧制车间。在距一楼门口不远处，有一台高大的液化气窑炉，毛大师的很多艺术精品就是在这个炉子里烧制出来的。

 

 

　　在二楼的一处角落，有个修毛坯的地方。毛正聪坐在小凳上，一丝不苟地修坯，轮盘飞转，一条条泥屑随着刮刀的用力程度，打着卷地落在台面上。不时地，他根据造型需要，换换手上的刀具。他修的是一只尊。约莫一袋烟工夫，那只尊开始有型了：浑圆饱满，彰显富态。可以想象，用不了多久，一件艺术品即将诞生。

 

　　也许，会因流釉或粘窑而被摔碎。

 

　　毛正聪与龙泉青瓷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已经72岁，他烧制的瓷器被陈列在中南海紫光阁内，摆放已达23年；他的作品玉壶春瓶被胡锦涛总书记作为国礼，赠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有1600余件经他亲手制作的瓷器，被三任总理作为国礼，赠与国际友人。研究所虽属私立，可烧制出的龙泉青瓷却是重量级的，堪比“官窑”，其成功的背后，必有秘诀。

 

毛正聪作品-紫光盘

 

　　毛正聪所赶上的时代，是龙泉青瓷衰败后的无奈期。他内心却有个梦：通过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使其涅槃重生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以瓷器闻名于世。在传统文化中，瓷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陶器到原始瓷，到越窑青瓷，再到龙泉青瓷，每次变革，古代先民们的心灵都经历着不小的冲击，渐渐地，新的取代旧的，精致、细密、釉色艳丽的取代原始古朴的，从生产到艺术，缓慢地被大众所接受。有个很特殊的现象，这一人类最实用而雅致的器物，很多出现在曹娥江、瓯江、钱塘江流域，也就是山水优美，有瓷土、釉色资源和水路运输条件的浙江地区。

 

　　龙泉青瓷肇始于西晋，开窑于唐、五代，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和元代，衰落于晚明和清，至民国仅剩不绝如缕之一脉。在千余年的烧制过程中，龙泉窑形成了著名的龙泉窑系，主要有哥窑和弟窑为代表的窑址，产品有哥窑的开片瓷、弟窑的梅子青和粉青瓷。龙泉窑是继越窑青瓷之后兴起的窑口，哥窑被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鼎盛时期，境内有窑址366处。青瓷中的粉青、梅子青成为外销量最大的瓷器，扩大了中国同海外的交往，运瓷的海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是随着明代后期的禁海，大量烧制的龙泉青瓷开始滞销，加上景德镇等地窑口的崛起，龙泉青瓷开始走向衰微。

 

　　毛正聪的家乡上垟镇，是古代龙泉瓷窑林立的地方。毛正聪9岁那年，做土郎中的父亲因白喉病过世，扔下四个年幼的孩子，家庭的担子全靠母亲来维持。小正聪因怕水蛇，不敢到田里劳动，而喜欢做青瓷。他把想法告诉了母亲，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多一个人下地劳动就多一个帮手，母亲没有同意。正聪却偷偷地到瓷厂学制坯，小伙伴们砍柴时，帮他多带一捆，回家算交差。四个月下来，他挣到八元两角的工钱，当他把辛苦钱交给母亲时，她流下了泪水。从此，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到瓷厂做工了，那一年他15岁，拉坯、修坯成了他职业的开端。

 

　　那时的龙泉多以手工生产蓝边白瓷碗、杯盘等生活用具为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泉青瓷已基本无人烧制，技术工艺也已近绝迹。

 

　　1957年周恩来总理发出“尽快恢复龙泉窑生产”的指示，国家轻工部出面，成立了“龙泉窑青瓷恢复委员会”，由国家科学院、轻工部硅酸盐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浙江省轻工厅和全国十多所大专院校的20多位专家和瓷器生产者参加，对龙泉青瓷进行长达半年的考察挖掘，从民间找到老瓷工，整理和挖掘他们仅存的一些技艺，再加上国营瓷厂的技术力量，对青瓷进行恢复烧制，目的是两年后国庆用瓷之需。

 

　　此时的毛正聪拉坯学了两年，做瓷的基础已经具备，又赶上公私合营，瓷厂改组为地方国营龙泉瓷厂，他也成为一名正式职工。那一年，厂里组织人员到景德镇瓷厂培训，毛正聪和13名年轻的技术骨干，通过四个月的培训，大开眼界，学到了新的烧制技术。回到龙泉不久，他被任命为分管生产质量的车间副主任。

 

　　对技术的专研，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的认真程度。1960年，杭州举行万人大会，其间组织到浙江日报印刷厂参观。从乡下进城的毛正聪，对眼前的机械化裁纸、印刷设备简直惊呆了，他听完介绍，又站在印刷机前观望了许久，机械化的效率让他联想到制瓷业：“要是修坯也用上机械化，那该提高多大的效率啊”。他边看边琢磨，全然不顾身边人的离去，等反应过来，众人不知去向。由于是第一次到杭州，所住的宾馆也不知在哪里。经过多方打听，又租了辆车才摸到宾馆。

 

　　那次参观后，他又琢磨两个多月，最后拿出个技改方案，向领导提出：“把手工修碗底，改为机械修”。那时瓷厂的领导文化素质低，对新事物的认识还有限，听说要革新，打心里难以接受：“你讲的有道理，但这需要很长时间，多数人反对。”领导那里碰了钉子，可毛正聪并没有放弃，软磨硬泡地要求，最后领导态度有所松动，但提出个苛刻条件：“工作时间不能干，完全利用业余时间。”

 

　　他和一位搞机械的同志一道，先从简单的木制设备入手，木改铁，减少震，提高精密度。试验搞了一年，效果还是不明显。支持他们的领导也看在眼里，见没什么进展，劝他们说：“搞不下去就算了，别浪费时间了。”可毛正聪觉得还是没有找到关键点，再次改进，从刀片上突破，将刀片从普通钢改为钨钢，机器的转速也从过去的每分钟1400转，提高到2800转，终于解决了卡壳、不稳定等技术难题。这项看似简单的修碗底革新，前后摸索五年，失败300多次终获成功。过去使用老设备时，每人每天修碗底900只，现在可修6000只，提高六倍。

 

　　看似小小的一次改进，在制瓷业也算是不小的一次革命，他们研制的“半自动修坯机”在杭州举办的省“双革”展览会上连展四个月，最后向全国推广，毛正聪也因此获得“浙江省创造发明奖”。

 

 

毛正聪作品-斗笠碗

 

　　龙泉青瓷的美妙在于釉色，粉青丰润肥厚，似玉非玉；梅子青透明沉稳，如同翡翠。毛正聪所追求的正是古瓷的感觉

 

        国营龙泉瓷厂下设五个分厂，生产的品种技术含量不高，大路货居多。瓷厂也组织了老艺人李怀德、李怀川、张高岳等师傅控制技术，但在旧的观念支配下，他们的手艺一般不外传，认为“教会了你们，我就没饭吃了”。毛正聪私下里和他们接触交流，他感觉张高岳师傅的釉色配方很好，但秘方也没有得到。倒是他从浙江美院高建新老师处学习青瓷人物造型雕塑，有了很大长进，作品《李白赏月》、《天女散花》等出口海外，但后来忙于生产，将这些偏重艺术的绝活便放下了。

 

　　在毛正聪担任瓷厂餐具车间主任期间，他们瞄准国外市场，在龙泉青瓷的老传统上做文章，研究烧制45头金鱼餐具。没有压力注浆设备，他组织人在原有设备上做文章，用高位压力自然流量冲压注浆成型，压出的产品成型密度均符合要求，产品全部出口。

 

　　性格内向的毛正聪平时言语不多，喜欢琢磨。对龙泉青瓷的釉色，他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尽管探索多年，在烧制方法上有了些突破，但还是没有达到古人的效果。他脑海中始终不忘故宫博物院专家王丽英对他说过的话：“龙泉青瓷最经典的精髓是釉色，最高的境界是似玉非玉，你可以在这方面探索。”

 

　　生活用瓷生产多年，五味杂陈，他体会了不少，知道其中的甘苦。1985年，企业改制，他卸去直属厂厂长的职务，调任书记，一下子担子减轻了许多。他决定走艺术瓷的道路，将自己多年的积累，通过艺术的形式发挥出来。新的任命书公布没几天，他便建起自己的工作室，上报了第一个课题《哥窑象形开片系列挂盘研究》。

 

　　利用在北京办展览的机会，毛正聪拜访了美术家韩美林。正好韩美林也一直想到龙泉去感受龙泉青瓷的厚重，两人谈得投机，相约次年龙泉相见。第二年，韩美林来到毛正聪刚刚创办不久的青瓷研究工作室，一住便是四五天时间。两人探讨瓷艺，一同烧制瓷器，思想擦出不少火花。毛正聪决心烧出完美釉色和有高水平的青瓷艺术品，韩美林鼓励说：“是条汉子就要做出汉子该做的事，不能半途而废。”并给他题词：“吞吐大荒”，希望毛正聪能突破青瓷的最高技艺。

 

　　要在龙泉青瓷的釉色上有所突破，谈何容易。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青瓷上来，从胎土、成型、配釉、烧制，他走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路。对于釉色，他坚持原矿多元配制，注重铁和碳高温还原的把握，追求脑海中深深扎根的“似玉非玉”、“如同翡翠”的高度。制作陷入困境时，他找来龙泉青瓷的书籍学习，找来古瓷片分析对比，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处。他还数次跑到龙泉大窑古窑址，现场寻觅那遥远的遗存……

 

　　多少个日夜他守候在窑炉前，期盼着将要出炉的一窑瓷能像想象中那么完美，但一开炉，又让他失望。烧坏了砸碎，砸碎了再烧新的，如同一座蓄积能量的火山，探索的热情始终冲击着那个能使其喷发出来的山口。

 

　　一年后，“山口”终于被他突破，他的《61厘米哥窑迎宾盘》晶莹剔透，这分明不就是“似玉非玉”的效果吗。拿到全国陶瓷评比中，获得一等奖，艺术类总分第一名；70厘米牛纹哥窑盘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龙泉青瓷的辉煌是在宋元时期，在经历漫长的衰微后，那神秘的釉色配方在毛正聪手上有了新突破。

 

　　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中国美院的一位蔡老师在新加坡开办个亚洲艺术画廊，便主动联系，希望将青瓷走出国门展览宣传。他又与中国美院陶艺系的师生合作，共制作170多件作品，在新加坡展出。他还利用讲座的方式介绍龙泉青瓷，听者络绎不绝。展览中毛正聪注意到，一位新加坡老人每天来看两次，每次神情都非常专注。他主动上前搭话。老人说：“你们这个展览太好了，青瓷太美了，我是个老船工，没有钱，买不起，只能看。”听了他的话，毛正聪也深受感动，主动送他一件青瓷小品，老人如获至宝，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为让当今的青瓷重新走向世界，毛正聪带儿子毛伟杰还分别在日本和我国台湾举办过龙泉青瓷展，让那里的人们看到几百年后新龙泉青瓷的风貌。

 

 

 

 

 

 

毛正聪作品-炉

 

　　作品陈列中南海紫光阁，成为国礼，专家称“你烧制出了国宝，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1986年夏，也就在毛正聪创办工作室不久，他接到一个特殊的通知：参观中南海紫光阁！

 

　　自己是做瓷器的，缘何让他参观中南海？况且那又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场所。原来中南海紫光阁中摆放的一套古代景德镇产的粉彩瓷，要替换成当代瓷器，国务院办公厅确定选用龙泉青瓷。邀请他参观，是因为他所烧制的龙泉青瓷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是让他熟悉紫光阁的古建筑风格和里面的陈设。

 

　　紫光阁内有条六米长的红木条案，上面需要摆放三件瓷器：一对瓶和中间一个大盘。瓷器的样式，国务院行政司领导向毛正聪提出三点要求：一要传统工艺；二要器型具有中华民族气魄；三要和中南海古建筑相协调。样式由清华美术学院的张守智教授和韩美林设计。

 

　　参观完紫光阁，带着无比的兴奋和压力，毛正聪回到了龙泉，等待图纸。那时的通讯和交通还不发达，仅丽水到杭州就需要10个小时车程。他要等图纸绘制出来才能烧制，一个月过去了，没消息；两个月过去了，也没音信；半年过去了，还是没等来。

 

　　毛正聪有些坐不住了，他想：这是宣传龙泉青瓷的绝好机会，不能白白地错过，不能再等了。他决定自己动手设计。对造型设计，自己过去接触很少。他查阅大量的古代青铜器、玉器资料，那三件瓷器的造型在脑海中不断呈现，想半天又推翻，再呈现，再否决。一遍遍地画，前后画了八个月，终于在古代青铜器中找到了灵感，设计一对贯耳瓶，取名“紫光瓶”，外加一个大型的“紫光盘”。

 

　　图纸设计出来后，烧制成了问题。那时还没有用液化气窑，还用传统的烧煤“倒焰窑”。由于器型硕大，光半成品就78厘米直径，需用一米大的匣钵，如此规格，过去从未用过。好不容易做出匣钵，没等使用便坍塌了，耐火材料的配比不对。匣钵的硬度，困扰他们达四个月之久。

 

　　一晃到了年底，距离他接受任务快二年了。

 

　　一天上午，当最后一只紫光瓶刚刚烧制出窑，还来不及喘口气，下午国务院艺术顾问杨亚仁、周忠芳就到了龙泉。他们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距龙泉37公里的龙泉瓷厂查看作品。见到实物，两位专家眼睛一亮，兴奋得马上叫好：“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做出一个国宝，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专家当场打电话给国务院领导汇报，对方要求马上送北京。

 

　　时值年底，龙泉下起了大雪，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封。一方面北京方面在催促，另一方面，龙泉的路被大雪封盖，急得毛正聪年也没过好。熬到正月初五，他听广播里说路通车了，便开着“解放”卡车上了路。两天一夜的路程，在谨小慎微中度过，当“解放”开到北京通县时，被拦下来：不准进城！他们打电话过去，国务院的车来引导着他们直开中南海。

 

　　紫光阁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亲手搬进瓷器，亲自摆放到位。三件非同寻常的瓷器，代表了龙泉古代哥窑和弟窑的风格，放在巨型红木条案上，顿时显现出沉稳大气、古朴厚重的夺人光彩。晚上，他们被安排在国务院二招休息，当新闻联播开始时，看到总理会见外宾，身后露出他们亲手烧制的紫光瓶和紫光盘时，几个人兴奋得叫了起来，一路的劳累顿时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采访时，毛正聪告诉我：“前年还被邀请到紫光阁看了看那套瓷器，从1989年2月，到现在，已经摆放23年了，历经三任总理，一直没换过。”

 

　　2002年，毛正聪正在上海出席龙泉青瓷宝剑展览，开幕式还在举行，国务院的电话打过来，让他“马上去北京”。中南海紫光阁的右侧条案上有个多宝阁，过去摆放的瓷器为古董，要换成当代的龙泉青瓷。

 

　　他再次接受任务，赶回龙泉便投入了制作。到年底，他和女儿带着12件瓷器赶到北京，当场验收，全部符合要求。

 

　　紫光盘是毛正聪拿手的绝活，盘中刻有朱砂胎古建图案，象征中南海紫光阁，呈托梅子青釉色，体现了国瓷龙泉青瓷的原貌特点，被国务院选为礼品，成为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总理的礼品用瓷，前后定制1600多件。他制作的玉壶春瓶被外交部选为胡锦涛总书记的国礼，送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有一次故宫博物院需要仿制藏品“南宋青瓷穿带瓶”，找到毛正聪。他经过认真观摩，材料对比，最终烧制出了仿南宋青瓷穿带瓶。故宫副院长杨新看到后感慨说：“真假难以分清。”

 

　　能具备如此烧制青瓷的妙手，没有研究为前提，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如此高度。按照传统的说法，龙泉的官窑和哥窑是两个窑系，而毛正聪经过研究后认为，两者应该是不分的，是一家。他认为杭州凤凰山窑址发现的瓷片和龙泉溪口窑是一致的，被认为南宋官窑的窑址距离皇宫那么近，烧窑会产生大量的烟雾，会严重影响宫廷生活，所以那个窑址是供外宾参观，观赏性的。

 

　　瓷器被誉为泥土和火焰的艺术，而龙泉青瓷的光芒在衰微了几百年后，在毛正聪这一代人的手上得以重现，且在放大着，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贡献。

 

　　攻破了青瓷千年的翠色之釉，烧制出似玉非玉的青瓷，让龙泉青瓷名声远扬。他也从一名小窑工，蜕变为制瓷大师、非遗传承人，其探索的背后，辛劳自是很少被外界所知的。如今，毛正聪的儿子毛伟杰也在从事龙泉青瓷的制作，已经成长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女儿毛一珍、女婿蒋晓红也是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和高级工艺美术师。他们均在“正聪青瓷研究所”制瓷，作品在各种展览中纷纷获奖，一个传承的团队已显示出足够的实力。

 

　　很多人对“官窑”情有独钟，但今天的“正聪青瓷研究所”虽非“官窑”，却不断地烧制出“国礼”，瓷中重器，让龙泉青瓷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国礼”的方式，叩响世界的大门。